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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次出逃胡星一直在谋划之中。早在2006年11月，昆明市规划局局长曾华刚刚出国考察回来就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随后被捕。胡星深知，曾华“进去了”，自己也难免要被牵扯出来。而随着金城阳光公司违规开发地产事件的败露，他这个深藏不露的幕后主使面前几乎只剩一层薄纱了。情势危急之中，大洋彼岸的胡波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和胡星不仅是手足，还是利益盟友，唇亡齿寒。胡波很快飞回昆明，“拯救”处于险境中的胡星。他带来了胡星出逃的关键工具——一本奇特的护照。

　　指点着这座傲然耸立的楼盘，开发商们忿忿不平：不让我们建高楼，这个项目是怎么冒出来的？省市的官员们也纳闷，不知就里。很快就有传言说，“倾城名筑”是省里主要领导亲自打招呼才网开一面的，该项目开发商与这位领导关系密切，云云。类似的负面信息广为流传，甚至反映到中央。中央巡视组和昆明市纪委接到举报后展开了调查。表面上看，土地的取得、规划的审批似乎都符合程序。然而事情一步一步朝着政治化的方向演变，导致公众对党政官员的严重不满。而事后证明，省里主要领导与这个项目的违规审批毫无关系，也毫不知情。

　　破解迷局的契机终于出现了。昆明市检察院在侦办曾华案件时得知，“倾城名筑”的开发商是金城阳光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公司”)，该公司的真正老板名叫李彬。检察官们通过侦查发现，李彬有一个女儿姓胡，继而确认李彬原名胡彬，是时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的三弟！此时，在检察官眼中，胡星开始隐约浮出水面。而金城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却是另外一个名字：刘伊萍(化名)。办案人员试图联系刘伊萍，打通电话后接听的是一名男性，自称人在香港，有事可到香港找他，但侦查发现这个电话在昆明。办案人员一时无法判别刘伊萍是确有其人还是子虚乌有。

　　2003年4月3日，昆明市政府着手对金碧路的一幅地块进行拆迁，建成开放式公园，但时任昆明市副市长的胡星提出，拆迁和建设经费的缺口很大，建议把其中的6.69亩拍卖开发，收益可弥补经费的不足。促成此议后，胡星又以时间紧迫为由，提出采取邀标方式拍卖土地，嘱咐汤选定12家开发商，其中4家是胡星指定的。汤即授意经办人员对电脑程序进行了设定，保证最终拍卖只有这4家开发商获准参与。4家开发商中有两家由胡彬控制，另外两家对胡星言听计从，并遵嘱每亩报价没敢超过400万元，确保了金城公司以每亩403万元把土地拿到手。

　　掩盖着真相的帷幕已被撩开一角，“剑锋”直指胡星。因涉及厅级干部，云南省纪委介入此案。云南省高层决心铁腕严查，追根溯源，揭露线日，星期五。云南省纪委准备找胡星谈话，而胡不在省交通厅，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连续几天都杳无音信。交通厅的同事说，平时周末胡的手机也经常关闭。因此一时无法确定胡的去向。次日，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孟苏铁等4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省纪委常委会讨论对胡星立案，省公安厅立即实行边控，防止胡星外逃，并成立以省纪委副书记郭永东为组长的专案组。

　　1月19日凌晨，“二胡”星夜驾车离开静谧的昆明城，无人知晓。仓促上路，他们没来得及到东来大厦取走为出逃预备的东西。20日上午，陆立民接到“二胡”的电话，指示他按所说步骤进东来大厦取东西——天黑后进入地下停车场，砸开车窗(陆没有车钥匙)，从遮阳板上拿出23层D座的钥匙，进入胡的居室；不许开灯，用手电筒照明；从一个花盆附近找到另一把钥匙，打开一个柜子，取出一个信封，再拿上胡星的笔记本电脑，下楼交给早已等候在此的王某；然后再上楼，拎走一个装着100万元现金的密码箱。整个过程由“二胡”在飞驰的汽车上遥控指挥。此前“二胡”还嘱咐陆立民新买两部手机和两个新号码，号码用电子邮件发出，要保密。稍后，陆、王接到电话，让他们赶到昆明机场前往北京，并提醒二人分别行动，以防不测。甫到机场，“二胡”又通知他们改飞广州。分头行动，突然改变目的地，反侦查的意图显而易见。

　　1月25日，蒋平带领追捕组一行5人抵达广州，他们要在这个人海茫茫的大城市里捞“针”。在广东省公安厅的协助下，追捕组查验了广州市所有的宾馆饭店住宿登记，只找到陆、王的记录，而全然不见“二胡”的名字。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边检处处长钟蓓和助手在广州边检总站查阅了1月21日~22日的出境记录，也不见“二胡”踪迹。他们试图从口岸监控录像寻找线个口岸，每个口岸有十几个通道，人流如过江之鲫，1∶1的时间查看录像仅一个口岸就将耗时逾月，难以奏效。

　　秘密侦查发现，刘伊萍经常往来于港深两地。追捕组推测，刘出入境时胡星会不会同行？如果胡使用假名出入境，这个假名就可能出现在刘的名字前后。于是，追捕组采取排查法，把每次刘出入境通过口岸时的前后人员排列出来，两次排查就发现有一个叫“李力”的人均与刘一同通过，这样的概率绝非偶然。调阅资料发现，“李力”港澳通行证上的照片竟然就是胡星！进一步的信息是，这个“李力”已于2005年办理了澳门投资移民，并在澳门购置了房产。而且，“刘伊萍”也是假名，她和“李力”的身份证明都是在深圳出钱托人制作的。

　　在从深圳到澳门的路上，蒋平凝神静思，整理着纷乱的信息。他设想着1月21日早晨的情景：胡波请陆、王喝早茶的时候，胡星在哪里？接到电话后胡波去哪儿了？后来他又是怎样回到白云宾馆的？这是个重大的疑团，侦查工作是否有疏漏？他立即命令广州的追捕组成员重新调看白云宾馆监控录像，发现胡波是乘出租车返回的。出租车司机提供情况说，胡波是从新白云机场上的车。那么，他很可能是送胡星去机场了。可是，新白云机场当天的出境记录既无胡星也无“李力”。

　　逃跑的路线昭然若揭。追捕组在香港警方的协助下查明：1月21日胡星到新加坡后，滞留两天，打听移民的有关情况；24日他离新赴港，与刘伊萍会合，两人在香港租住了爵悦庭20A号公寓，准备长期住下。公安部A级通缉令发出后，胡星惶惶然决定离开香港，于1月31日清晨6时12分乘QF29航班飞往英国伦敦。当地时间2月1日18时12分，因为没有事先办理入境预约，且未出示返程机票，被英国移民当局判定有移民倾向而拒绝入境，递解回港。由于胡星未能合理解释自己的行为，香港入境事务处也拒绝他再次入港。无可奈何的胡星只好狼狈地再次飞往新加坡。

　　1月23日胡波离开酒店到港澳码头前，把随身物品全部留在房间，通知刘伊萍去取。然后他乘船前往澳门，但在澳门入境时受阻，追捕组从监控录像上看到的那个穿黑风衣的男子正是胡波。在被遣返回香港的船上，胡波把“李力”的港澳通行证扔进大海，身上只留下一本没有激活的加拿大护照——他本来企图用这本护照“闯关”澳门将其激活，但未遂。回到香港，移民官员审查未被激活的加拿大护照后将其扣留，讯问胡波是如何进入香港的，胡一言不发，行使沉默权。他的律师急速赶到香港，与移民官员交涉时称他的当事人在港并无犯罪记录，至于他如何进入香港并不重要。根据规定，香港移民官员只好把胡波遣返回加拿大。

　　但是，追捕组仍未死心。他们请求公安部与新加坡警察局取得联系，提出去新加坡缉捕胡星的要求。新加坡警方很快回函，表达了如下意思：第一，根据新加坡记录，HuStaneyB.持瑙鲁护照(号码：0022880)于2007 年2月2日乘坐CX711航班从香港到达新加坡；第二，新加坡警察局未发现此人在新加坡的下落，新加坡警方将监控其出境情况，如发现其离开新加坡，将尽快通知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第三，新加坡与中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新加坡政府没有合法的权力去临时逮捕此人。除此之外，新加坡警察局将尽力协助中国警方。对于中国警方派员来新加坡的要求，新加坡警方看不到有这个必要性。

　　尊敬的贵国移民当局，我是瑙鲁共和国驻泰王国总领事馆的总领事，非常荣幸地给您致信。我谨通知您，最近我们收到一封传真来函，一名中国政府通缉的罪犯胡星持瑙鲁护照022880(名HUSTANEYB.，出生日期1960年6月23日)进入贵国。根据我们的出入境记录，该护照信息与我国的登记信息不相符，即意味着胡星所持护照为其他人护照。现在我谨代表瑙鲁政府请求贵国的帮助，如果任何人持上述护照来贵国，请立即通知我们，并当我们到达新加坡后，逮捕该犯。

　　对方没有想到中国警察有这么一招儿，一时没有回答。但他们很慎重，说要研究一下。新加坡警察礼貌客气，却处处打“太极”，眼看着谈判就要进入胶着状态，蒋平霍地站起来朗声问道：“请问各位，警察是干什么的？警察就是执行法律、打击犯罪的！我这里有中国公安部的通缉令、向国际刑警组织申报红色通缉令的文件、案件卷宗，而且全部都按照国际惯例翻译成英文、经过了公证。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联合国的反腐败公约，我们两国都是加入国，胡星的行为放在贵国也是涉嫌犯法的，况且贵国的反贪力度举世公认。我们已经证明了他是嫌犯，是中国政府通缉的人，警察的职责不就是嫌犯潜逃以后把他捉拿归案吗？我们现在已经追到这里了，难道能够眼睁睁看着他逍遥自在，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吗？作为同行，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我此刻的感受！你们也一定不愿意看到我空手而归！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们到中国需要我们的警务协助时，你们也会有这样的心情！”

　　自从来到新加坡，胡星已经换了3个酒店。他确信自己被跟踪，而且跟踪者丝毫不掩饰行迹。他“觉得走投无路，整天忐忑不安，寝食不宁”，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惶惶不可终日”。胡波从加拿大传给他的消息更让他心惊胆战：昆明已经派人追到新加坡了！他在与胡波的通话中揣测：跟踪的人是新加坡警察或是中国警察？还是黑社会来敲榨？任何一种猜想都令他“惊恐万分”。他对刘伊萍说，我已经买了机票，要回到我办护照的地方去，但是我可能走不掉；如果不能成功，我只能回来面对一切。

　　胡星就要从眼皮底下溜走了，而追捕组甚至还没有去移民局请求办理边控手续！刚到新加坡时，大家分析形势认为，从种种迹象来看，新加坡警察似乎已经将胡星纳入视线范围，掌握了他的行踪。如果马上找移民局，警察局很可能就此甩手不管了。移民局只管着口岸，只要胡星待在新加坡永远不出境，移民局是没有办法的；而且，移民局只能监控HuStaneyB.的瑙鲁国护照，要是胡星还有一个其他护照，那就只能眼看他远走高飞而徒呼奈何了。因此追捕组决定还是依靠当地警方控制住胡星。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蒋平说：“我去找他谈！”他认为，胡星此时已经购买了再次逃离新加坡的机票，并且已经和刘伊萍作了告别，不太可能轻易投降。给省委领导打电话也许只是想探探虚实、摸摸底，或是虚晃一枪、麻痹一下中国警方。但是，蒋平细致地分析了胡星的心理状态：他的出逃虽蓄谋已久，却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仓促上路，没有携带太多现金，又在英国和香港屡屡碰壁，狼狈不堪，如丧家之犬。在新加坡又被不明底细的人跟踪数日，更是惶惶如惊弓之鸟，感到了极大的不安全，无形罗网似要扑面而来。他备感孤独无助、前途黑暗，已被逼到角落里。“劝降”有风险，但并非毫无胜算。

　　回首高度紧张的20多个日夜，追捕组的同事们感慨万千，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下来了，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意志、智慧和胜利而自豪。但他们也明白，缉捕行动的勋章上镌刻着群体的名字：云南省委、公安部的高瞻远瞩，调动了大量资源保障追捕行动；发现犯罪线索的检察官——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40多人参与查办“胡案”，他们的出色工作为缉捕胡星打下了基础；先后参加追捕组的警官、检察官优秀的敬业精神、职业素质和团队合作意识铸成了锋利的“追捕之剑”；后方，云南省纪委，云南省公安厅刑侦、经侦、边防、出入境管理、法制等部门协力提供了及时而强大的支持；广东省公安厅、港澳警方的协查配合也对追缉必不可少，而新加坡警方在他们的法律范围内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专案组组长郭永东感受深刻地说，“云南省委高度重视，李汉柏、孟苏铁两位常委直接领导、亲自坐阵指挥。这是我们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