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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发现令我心潮涌动。当时我正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公益慈善研究团队工作，尤为关注中国本土公益概念的生发及其在岭南地区的实践。彼时初兴的“公益”，更多指向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振兴，具体实践体现在多个维度：推动政治革新，着力民智启迪，从列强手中收回铁路、矿业等重要利权。丁龙所处的年代恰是中国慈善事业迈向现代化之时，即公益实践不再局限宗族、乡里或同业之间，开始关注国家公共福祉，面向更广泛的人群。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在回忆录中提及，布特曾对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表达肯定。在卡朋蒂埃的社交圈里，知华友华者远非布特一人：接收丁龙捐款的前任哥大校长赛斯·洛、中央太平洋铁路“四巨头”之一的查尔斯·克罗克也曾与华人深度交往，被他们在铁路工地、商栈码头的勤勉忠厚所折服。这份由衷钦佩，不仅与卡朋蒂埃对丁龙“正直温和、恪尽职守”的品性观察契合，更与启蒙时代西方对“道德中国”的想象共振，在少数清醒的有识之士间形成难能可贵的积极中国观。当《排华法案》令污名化华人的声浪席卷北美，正是这份沉淀的文化共鸣，为丁龙的善举铺就一方偏见的土壤。